【有春读史】不一样的“南北朝”
2021-02-23 09:21:00  来源:江南时报  作者:束有春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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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南北朝”是文史研究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专有名词。它是指东晋政权后期就已经在北方出现的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5个政权,简称“北朝”;以及在南方继东晋政权以后出现的4个连续政权:刘宋、萧齐、萧梁、陈陈,简称“南朝”。北朝与南朝相加,南北朝总共有9个政权。其中南朝的萧齐政权为了与北朝的“北齐”政权相区别,史学界又称之为“南齐”。

  “南朝”和“北朝”尽管被揉和在一起称“南北朝”,但两者还是有差别的。

  从政权诞生的时间上来讲,“北朝”出现的时间要早于“南朝”。北朝的“北魏”政权由一个叫拓跋珪的人于公元386年建立,此时正处于东晋政权的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;南朝的“刘宋”政权始建于公元420年,政权由刘裕建立。从时间上来讲,北朝政权出现的时间要比南朝政权早34年。

  从政权灭亡的时间上来讲,北朝要比南朝灭亡早。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“北周”亡于北周静帝宇文阐的大象二年(580年),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“陈朝”亡于陈后主陈叔宝的祯明三年(589年),很明显,南朝政权要比北朝政权晚9年灭亡。但南北朝的共同特点是都被隋朝所灭,隋朝建立了统一的华夏政权。

  从政权诞生的时间上来讲,北朝的政权要比南朝早34年,作为一个历史概念,史学界为什么不依政权诞生的时间先后来将北朝放在前面称“北南朝”、而是乐于称道为“南北朝”呢?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性思维,谁先问世,谁就应在表述时置先。但中国人在方位概念表述上,习惯于从东到西、从南到北。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,如同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一样,表达顺序已经约定俗成。南朝政权建立虽然比北朝迟了34年、存在时间也比北朝也少了25年,但其灭亡的时间要比北朝晚9年,所以将二者合称时,南朝因灭亡时间要晚,带有吉利优势,所称“南北朝”就更顺理成章了。

  从政权的连贯性上来讲,南北朝呈现不同的发展曲线。南朝的四个政权是首尾衔接,呈线型发展,可谓“无缝对接”;而北朝政权却呈现交叉重叠的错综复杂现象。东魏政权建立于公元534年,西魏政权建立于公元535年,时间相差仅1年。北齐政权在东魏政权基础上诞生,由高洋于公元550年建立,过了8年后,西魏政权才灭亡。公元557年,北周政权在西魏政权基础上诞生。此后,北齐、北周两个政权同时存在,北齐于公元577年灭亡于北周,北周政权于公元581年被杨坚禅代。北周灭亡,即北朝灭亡,隋文帝杨坚建立起隋朝政权。

  从政权治所即都城京师所在位置来讲,南北朝又呈现不同的现象。南朝四个政权都定都在建康(今南京),而北朝五个政权的建都地点计有三处。北魏政权于公元386年定都盛乐,都城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境内;东魏政权于公元534年由权臣高欢扶持年仅11岁的元善见(即魏孝静帝)建立,都城在邺(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),以晋阳(今山西省太原市)为别都,高欢坐镇晋阳,遥控朝廷;西魏政权于公元535年由元宝炬在长安(今西安)建立,都城位于今天的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上;北齐政权由东魏权臣高欢次子高洋于公元550年所建,仍然建都邺城;北周政权于公元557年由宇文觉建立,仍然建都长安(今西安)。

  从政权建立者来讲,民族出生有所不同。南朝四个政权都由汉族人建立,上承东晋,下接隋朝,共历24帝169年。北朝五个政权分别由鲜卑族人和鲜卑化汉人(高欢)建立,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,历29帝195年。

  “南朝”一词最早出自何处,囿于阅读视野,在唐代许嵩的《建康实录》“序”中即已出现。许嵩将在南京这片土地上建立的东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6个政权概括为“南朝六代,四十帝,三百三十一年”。许嵩编纂《建康实录》目的是为了“具六朝君臣行事”。他的序言中“南朝六代”与“六朝”是同一所指,都是一个固定用语,讲“南朝”一定是指有“六代”的南朝,而不是仅指“四代”南朝。

  史学界之所以只用南方的刘宋、萧齐、萧梁、陈陈“四代”政权与北方五朝相对应,组合成“南北朝”,主要理由是因为南北这9个政权存在的时间大致相近,并且主要以淮河为南北界限。但是,通过唐代人对“南朝六代”的论述,我们今天在研究南朝历史时,尤其是研究南京的历史时,应该将“南朝”等于“六朝”来进行通盘思考。如果对唐人杜牧的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进行研究统计,应该将东吴、东晋、刘宋、萧齐、萧梁、陈陈“南朝六代”全部纳入视野,而不是受“南北朝”之说影响,只考虑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。

  如果研究“南朝”只谈宋、齐、梁、陈,而不谈东吴、东晋,就会使南朝历史文化研究丢掉半壁江山,掉进了“南北朝”学术误区,给南朝史学研究留下笑柄。

  如果我们只是从时间上来强调南北朝对应,北魏政权在诞生时,东晋政权还存在,它们南北异地,在同一个时空共存长达34。仅从这一点出发,也不可以轻意丢掉东晋来大谈“南朝”。更何况,“南朝六代”是唐人给出的复合性定论,包括了东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六朝。

  问题的另一个层面是,“南朝”与“北朝”还可以表达其他内容。在读完了《宋史》《辽史》《金史》后,我们有必要对古人心目中的真正“南北朝”有所了解。古人眼中的“南北朝”所指,与今人大异其趣,主要有以下所指:

  一是指“宋朝”与契丹族建立的“辽国”。

  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《王曾列传》记载,王曾是青州益都人,宋真宗咸平年间(998-1003)中叶,由乡贡试礼部、廷对皆第一,并时人称为“王佐器也”。宰相寇准特别赏识王曾,经过 “政事堂”特别面试,授秘书省著作郎、直史馆、三司户部判官。宋真宗景德元年(1004年),“澶渊之盟”签订后,宋、辽之间派遣特使聘问,北宋朝廷与契丹通好,建立帮交正常化。宋朝廷“岁遣使致书称南朝,以契丹为北朝”。双方在外交文书往来及使节交往中,宋朝在“国书”上主动称自己为“南朝”,称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为“北朝”。对于朝廷这一做法,王曾认为有些不妥,只要“从其国号足矣”,意思是直接称契丹的国号就足够了。但朝廷的使者已经派遣,“弗果易”,最终没有改。宋朝与契丹辽的关系就这样成了“南北朝”关系了。

  其实,辽国称宋朝为“南朝”的时间更早。

  据《辽史》卷七十五《耶律羽之列传》: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天显元年(926年),渤海平,立皇太子为东丹王,以耶律羽之为中台省右次相。时人心未安,左大相迭剌不逾月薨,耶律羽之莅事勤恪,威信并行。天显二年(927年),辽太宗耶律德光即位。耶律羽之上表曰:“我大圣天皇始有东土,择贤辅以抚斯民,不以臣愚而任之。国家利害,敢不以闻。渤海昔畏南朝,阻险自卫,居忽汗城。今去上京辽邈,既不为用,又不罢戍,果何为哉?”这里的“南朝”即指大宋王朝。

  《辽史》卷九《景宗本纪(下)》记载:辽景宗乾亨元年(979年)春,派遣挞马(扈从之官)名叫“长寿”的人出使北宋,询问兴师讨伐北汉刘继元的事。长寿回到辽国后,禀报皇上说:“河东逆命,所当问罪。若北朝不援,和约如旧;不然则战。”这里的“北朝”应当指的是契丹辽国本身。这一年的六月,刘继元向宋投降,北汉政权灭亡。

  宋朝与辽国的分界线不似南宋与金国的分界线东至淮河、西至大散关一线较为清晰,但《宋史》卷四百二十六《程师孟列传》中提供了“白沟之地”作为当时南北朝分界线的澳门葡京。宋英宗治平元年(1064年),今苏州人程师孟入京任三司都磨勘司,管理河北四榷场事务。有一次,皇帝命他招待辽国使者萧惟辅,接伴契丹使,萧惟辅说:“白沟之地属于宋、契丹两国所有,现在南朝(指宋朝)植柳数里,而以契丹人在界河捕鱼为罪,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?”程师孟说:“两朝都应当遵守誓约,涿郡有案牍条文可以供检查督察,你舍弃文书,凭口说话,岂不是想生事端吗?”萧惟辅惭愧地辞谢而去。“白沟”在今天的河北保定境内,宋、辽“澶渊之盟”后,这里成了国界线。

  二是指“南宋”与“金国”。

  公元1126年“靖康之难”,宋徽宗、宋钦宗都被金人俘虏,宋朝迁都临安(今杭州),史称“南宋”。宋朝此时的外交敌对国已经变成了“金国”,金人欺负宋人,表面上“请和”,但却提出蛮理要求,将两国的关系变为“叔侄之国”,金国是“叔”,宋朝是“侄”,并且要求割划大量原先属于宋的疆域给金国。据《宋史》卷三百九十四《林栗列传》记载,时任屯田员外郎、皇子恭王府直讲的林栗上疏,表示反对。指出:“宗庙之雠,而事之以弟姪,其忍使祖宗闻之乎!”但南宋国力处于弱势,经常被金人捏在手里玩。宋高宗赵构去世后,宋孝宗即位,金人为了示好,在宋孝宗生日之际,专门派使者前来庆贺。宋孝宗因为居丧在身,对金国使节不予接见,让右司郎官京镗将来使打发走了。后来金国又派人来给高宗赵构吊唁,出于礼节,宋孝宗又派京镗前往金国“回礼”,表示感谢。又据《宋史》卷三百九十四《京镗列传》记载,金国人的惯例是,南宋的使者到达汴京时,就一定“赐宴”。京镗因为宋高宗赵构去世,举国处于哀悼氛围中,就不同意对方举行欢迎晚宴招待,但对方不同意。京镗只好退一步,要求如果一定要举行宴请,“则请徹乐”,即不允许酒席间有音乐伴奏。

  出于外交礼节,京镗又亲笔写信给金朝政府,重申南宋政府的观点。信是这样写的:“镗闻邻丧者舂不相,里殡者不巷歌。今镗衔命而来,系北朝之惠吊,是荷是谢。北朝勤其远而悯其劳,遣郊劳之使,蒇chǎn式宴之仪,德莫厚焉,外臣受赐,敢不重拜。若曰而必听乐,是于圣经为悖理,于臣节为悖义,岂惟贻本朝之羞,亦岂昭北朝之懿哉?”

  双方僵持甚久,意见不一。京镗回到馆舍,金国负责礼仪的人要求京镗就席入座。京镗坚定地回答:“若不徹乐,不敢即席。”金人竟然要胁迫京镗,京镗弗为所动,语速虽慢却掷地有声地回答:“吾头可取,乐不可闻也。”乃帅其属出馆门。对方甲士露刃指向京镗,京镗厉声叱退之。

  金人知道京镗的志向不可夺,就忙派人去向主子汇报。金主叹曰:“南朝直臣也。”特命免乐。自是,一律去掉音乐而后宴请京镗。

  宋孝宗听说京镗在外交礼节上有理有节,为国家争了气,十分开心,要嘉奖慰劳他:“卿能执礼为国家增气,朕将何以赏卿?”镗顿首曰:“北人畏陛下威德,非畏臣也。正使臣死于北庭,亦臣子之常分耳,敢言赏乎!”京镗在这里用了“北人”“北庭”等词语,说明当时在称金国为“北朝”的同时,还有其他称谓存在。

  又据宋史》卷四百四十六《忠义列传(一)》之“李若水列传”,靖康二年(1128年),金人再次将徽、钦二帝向北方寒冷地带押解,吏部侍郞李若水“扈从以行”,坚持保护皇上。李若水死后,自北方逃归的人说:“金国人相与言曰:‘辽国之亡,死义者十数;南朝惟李侍郞一人’。李若水临死无怖色,为歌诗而卒,其歌曰:‘矫首问天兮,天卒无言,忠臣效死兮,死亦何愆?’闻者悲之。”

  在《宋史》卷四百四十七《忠义列传(二)》之“陈遘列传”中,兵马元帅率兵抗金,战死后,金人入见其尸体,称赞陈遘为“南朝忠臣也”,并为之敛而葬诸铁柱寺。在《宋史》卷四百四十八《忠义列传(三)》之“李震列传”、卷四百七十二《奸臣列传(二)》之“张觉列传”中,均出现称宋为“南朝”的表述。

  三是指金国与蒙古国。

  《金史》卷一百十四《白华列传》记载:金哀宗正大九年(1232年),京城被攻,四月兵退,改元“天兴”。十二月朔,金哀宗派遣近侍局提点(正五品官员)名叫“曳剌粘古”的人,让他到枢密院判官白华的居所,请问事势至于此,计将安出。因为蒙古兵已经打到家门口了。

  白华附奏到:“今耕稼已废,粮斛将尽,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拟,车驾当出就外兵,可留皇兄荆王使之监国,任其裁处。圣主既出,遣使告语北朝,我出非他处收整军马,止以军卒擅诛唐庆,和议从此断绝,京师今付之荆王,乞我一二州以老耳。如此则太后皇族可存,正如《春秋》纪季入齐为附庸之事,圣主亦得少宽矣。”金哀宗觉得有道理,就进一步起用白华为右司郎中,企图挽回被蒙古国灭亡的厄运。

  白华这段话中的“北朝”就是指北方的蒙古国。同理,金国相对于蒙古国而言,就是“南朝”无疑。白华这段话中的“唐庆”是指蒙古国的将领,官至龙虎卫上将军,曾多次作为蒙古使者出使金国。

  元太宗“窝阔台”四年(1232年),蒙古国多次以唐庆为国信使,出使金国。这年的七月,唐庆再往金国,令金主废黜帝号称臣。金主不听,唐庆辄以语侵辱金国君臣,双方矛盾激化,金国君臣遂欲谋害唐庆。夜半,令飞虎军到唐庆住的驿馆,将唐庆及其弟唐山禄、唐兴禄并从行者十七人全部杀死。金哀宗对臣下所为不予追究,金国和蒙古国和议遂绝。金天兴元年(1232年)十二月,金哀宗迁都归德府。天兴二年(1233年)三月,金国京城“西面元帅”崔立以汴京(今开封市)投降蒙古国,金国灭亡。

  综上所述可知,今人有今人眼中的“南北朝”,古人有古人眼中的“南北朝”。不一样的“南北朝”,为我们走进历史开辟了不同门径,历史也给我们以唯物主义“相对论”的哲学思考。

束有春

2021年2月22日于金陵四合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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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编:李芸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