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有春读史】从正考父到孔丘
2020-11-17 21:26:00  来源:江南时报  作者:束有春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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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正考父到孔丘

  束有春

  “正考父”是一个人的名字。他是孔子的祖先,是春秋时期的宋国一位品德高尚、作风优良的朝廷高官。

  2013年6月28日,习近平同志曾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:“敢于担当,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,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,飞扬跋扈、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。春秋时期,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,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,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:‘一命而偻,再命而伛,三命而俯。循墙而走,亦莫余敢侮。饘于是,粥于是,以糊余口。’意思是说,每逢有任命提拔时,都越来越谨慎,一次提拔要低着头,再次提拔要曲背,三次提拔要弯腰,连走路都靠墙走。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。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,很有感触。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,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,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、锐意进取,在做人上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。”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春秋时期宋国的正考父及其事迹,出自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,后来司马迁在写《史记孔子世家》时引用了《左传》中的文字。

  正考父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,与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孟釐lí子有关。

  当年的情景是:孔子已经十七岁了,鲁国大夫孟釐子生了重病,在病危时,把自己的儿子孟懿子叫过来,对他说:“孔丘,圣人之后,灭于宋。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。及正考父佐戴、武、宣公,三命兹益恭。故鼎铭云:‘一命而偻,再命而伛,三命而俯。循墙而走,亦莫敢余侮。饘于是,粥于是,以糊余口。’其恭如是。吾闻圣人之后,虽不当世,必有达者。今孔丘年少好礼,其达者欤?吾即没,若必师之。”

  这段话是孟釐子的临终遗言。孟釐子去世后,儿子孟懿子听从父亲的教诲,与鲁国另一个名叫南宫敬叔的人一道来到17岁的孔子身边,拜孔子为师,学习周礼,传播文化,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知书达礼的文明人。

  孟釐子的临终遗言把孔子的祖先从“弗父何”开始,到“正考父”都在宋国做大官,辅佐国君的事情交待得很清楚。从他的话中我们得知,后世尊称孔子为“圣人”是有史可稽的。在孔子生活的时代,人们就已经称赞孔子的祖先是“圣人”了,孔子只不过是“圣人”之后、保持了“圣人”的本色而已。

  孔子的祖先“正考父”当年曾先后辅佐宋国的三任国君,是三朝元老,每次任命时,官职权位愈来愈高,但为人却愈加谦恭低调,诚惶诚恐,弯腰鞠躬的幅度愈来愈大,直至要低着头“循墙而走”、沿着墙壁走回家了。其谨小慎微、不骄不躁的为人品德和形象呼之欲出,如在眼前。正考父虽然当了大官,但始终坚持以粥饱腹,带领全家人过艰苦日子,勤俭持家,条件再好也不奢侈浪费。

  我们从孔子后来进入太庙“每事问”的谦逊好学态度,从孔子在“乡党”前辈面前“恂恂如也”的敬畏尊重身影,从孔子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”乐在其中,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的人生价值观,从孔子“君命召,不俟驾而行”的敬业精神,已经不难感悟出孔门的谦虚好学、低调为人、吃苦耐劳、忠于职守的良好基因得到了遗传。

  孔子的十五世祖为春秋时宋国的第二任国君宋微仲,这宋微仲又是商代微子启的弟弟、商纣王帝辛的哥哥。正考父是孔子的第七世祖。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在宋国曾官至大司马,后在宫廷内乱中,被太宰华督所害,孔父嘉之子木金父为避祸而从宋国逃到鲁国的陬zōu邑(今山东曲阜)定居。后来,木金父生祁父,祁父生防叔,防叔生伯夏,伯夏生叔梁纥,叔梁纥生孔丘即孔子。

  孔子父亲叔梁纥是位人品出众,博学多才,能文能武的人,曾官至陬邑大夫。关键重要的是,叔梁纥还是位大力士,与鲁国名将狄虒sī弥、孟氏家臣秦堇父三人,在当时有“鲁国三虎将”之称,是位远近闻名的豪杰之士。

  孔子的母亲叫颜徵在,孔子是在他父亲72岁、母亲18岁时来到人间的。70多岁的男人照常有生育能力,孔子父亲就是一个典型例子,说明古人的饮食没有受到污染,吃的都是绿色有机食品。

  可能是父母亲之间年龄差距较大的优生学原因吧,孔子在出生后就极为聪明好学。鲁国是西周时期周文王之子、周武王之弟周公姬旦的封地,虽然进入春秋后期出现“礼崩乐坏”现象,诸侯国纷纷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,僭越等现象时有发生,但鲁国仍然是周礼保存得最多最完备的诸侯国,诸如婚丧嫁娶、祭祖祭神祭拜天地、朝会等一套礼节程序都还保存着。正是在这种浓郁的古代礼仪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孔子,在年轻时就对周公十分敬仰,对周礼十分感兴趣,平时喜欢琢磨周礼的形式和内容,所以他“入太庙,每事问”。(《论语八佾》)有时还在梦中梦见周公,其对周礼的热爱向往几乎达到了痴迷程度。面对“君不君”、“臣不臣”、“父不父”、“子不子”的社会动荡现象,孔子后来反复呼吁大家要“克己复礼”,这个礼就是周公制定的“周礼”。

  可能是遗传的原因吧,孔子身高九尺六寸(约合今天的1.9米以上),并且臂力过人,当时就有“长人”外号。在今天来看,孔子进入国家篮球队打中锋肯定是灌篮高手。

  由于出生官宦世家,年轻时的孔子就显示出领导才能,并且是从基层多岗位煅炼上来的领导干部。他曾做过季氏的“委吏”(主管仓库的小官),当过“畜蕃息”的农牧业官员。到了51岁时,孔子才被鲁定公任命为“中都宰”(中都在今山东省汶上县),相当于现在的中等地级市市长。在“中都宰”岗位上,他的工作非常出色,用传统文化周礼来教育管理百姓,很快使中都这个地方出现了社会秩序井然,百姓生活安康的太平景象,导致“四方皆则之”,鲁国其他各地都跑到中都来参观学习取经,孔子俨然成了政绩突出、有能力、有作为、有担当、有思路的百姓心目中的好官,并且很快得到了国君的重用。

  在中都这个地方工作了一年,孔子就被鲁定公提拔到朝廷当官,升任为鲁国的“司空”(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)。没多久,因工作能力强,领导有方,孔子又被提拔升任为“大司寇”(相当于今天的公检法最高长官)。

  鲁国国君重用孔子,本国人民很高兴,但邻居齐国的领导人却有点坐不住、感到不安了。当时齐国有一位大臣名叫黎鉏的对齐景公说:鲁国重用孔丘,发展下去,肯定会对我们齐国造成威胁,“其势危齐”,怎么办?于是齐国要先发制人了,提出要与鲁国在“夹谷”这个地方举行两国首脑级会谈。会谈在当时称为“会盟”,会盟地点夹谷当时属于鲁国,在今天江苏连云港赣榆境内。这一年是鲁定公十年(公元前500年)。

  当时诸侯国间的会盟行为根本不经过周天子的同意,更没有第三方在现场见证调停,所以经常会发生冲突意外,所谓会盟,实际上也是双方实力的一次展示与较量。孔子对此有足够认识。可能因为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,齐国人已经跑到鲁国的土地上来会盟了,鲁国必须在双方人员匹配上要对应,孔子就被鲁国国君临时由大司寇任命为“摄相事”,相当于临时代理宰相,陪同国君参加会盟。

  这时,孔子向鲁定公进言: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,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”。是说在外交上,应该采取“文事武备”、“武事文备”的策略。换言之:枪杆子、笔杆子“两杆子”一个都不能少。两国会盟的时候,表面上看是“文事”,但孔子向鲁定公建议:“请具左右司马”,让鲁国负责军事打仗的左右大司马们都到场,随时调兵,以备不测。鲁定公采纳了孔子的建议。

  在夹谷盟会上,齐国虽然有晏子到场,但晏子的智慧与气场与孔子相比,不可同日而语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外交礼仪上的斗智斗勇,包括现场应该奏什么音乐,诸侯盟坛的高度应该符合什么等级,双方盟主如何登坛站位,等等,孔子都心中有数,因为孔子熟知周礼,腹有诗礼气自华。虽然是两国国君之间的外交活动,但现场节奏程序完全被孔子掌控了,按照孔子的思路完成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两国头脑高层会晤。齐景公当时就“惧而动”,感到害怕。为什么呢?“知义不若”,即知道齐国在礼义文化等方面不如鲁国,这时他才慨叹认为,孔子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,孔子是“以君子之道辅其君”,责备晏子等一帮群臣是用“夷狄之道”来“教寡人”,可恶!

  齐国本以为通过会盟能够打压一下鲁国强大的势头,但却“得罪于鲁君”,为了表示友好和“谢过”道歉,齐景公听从有司建议,归还了以前从鲁国侵占的汶阳、龟阴、郓这三处土地。

  孔子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,使鲁国在外交上取得了胜利,使鲁国领土更加完整,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夹谷会盟”。

  通过夹谷会盟,齐鲁两国开始结成联盟,以共同对付日益强大、准备北上争霸的吴国。

  鲁定公十四年(公元前496年),孔子56岁了,仍“由大司寇行摄相事”,此时应该是鲁国的正式代理宰相了,“与闻国政”,参与国家大事谋划,进入到了鲁国权力核心高层。当代理宰相仅三个月,孔子就采取铁腕政治手段,下令诛杀了鲁国大夫中的“乱政者”少正卯。通过杀一儆百,使鲁国官场及社会风气开始大大好转。民间的猪羊等买卖没有了欺诈行为,男女在道路上行走不互相挤碰,路上有人东西丢了也没有人乱捡,四方宾客到了鲁国,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鲁国开始强大起来了。

  孔子超凡的行政能力及鲁国的日益强盛,再次令“齐人闻而惧”,邻居齐国始终害怕鲁国如果按照孔子的做法来施政,不出几年,就会很快称霸,远远超过齐国。怎么办?于是,齐国举全国之力,开始腐蚀鲁国最高层,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施美人计和送“宝马”。齐国在国内选了80名“皆衣文衣而舞《康乐》”的美女,她们都穿着华丽,身材窈窕,能歌善舞;同时还选了30匹良马,准备送给鲁国国君。

  齐国的举动是在拉鲁国国君和权臣下水,实际上也是为了制造国君或权臣与孔子之间的矛盾。此时,鲁定公已于公元前495年即鲁定公十五年去世了,鲁国的国君已经换成了鲁哀公,而摄行君位的是鲁国“三桓”之一的“季桓子”。在新、旧国君交替之际,在鲁国君权被权臣控制的形势下,齐国抓住机遇做些小动作,用美女宝马来作糖衣炮弹,在今天看来,还真有点“下三滥”。

  听说齐国要送美女与良马来,鲁国的季桓子代表国君,照单全收。季桓子有了齐国赠送的美女宝马,尽情享受去了,竟然“三日不听政”。更有甚者,举行郊祭后的祭品牛羊肉之类,也不按照礼节规定来分配给大夫们享用,估计都给齐国来的80位美女享用了。

  孔子对朝廷中出现这种现象很是生气,觉得季桓子这帮人德性太差,实在无法共事,于是“遂行”,立马辞职走人,带着弟子们离开了鲁国,开始了他“周游列国”、宣传周礼、倡导和平仁义的艰难之履。谁知孔子这一走,离开鲁国竟达14年!

 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,因屡屡碰壁遭挫,其从政的心理由强变弱,直至心灰意冷,最后只好回到学问途中,从事古文献整理和教学工作。我们现在能够看到《诗经》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等书籍,都与孔子当年走下行政岗位后,下苦功夫进行整理与教授弟子有关。

  在今人的心目中,孔子可能就是一位“夫子”,一位“圣人”,亦或是一位儒家学派的创始者,一位大思想家,全国各地孔庙、文庙就是人们纪念他的场所。但我们从孔子短暂而辉煌的从政为官生涯中,还是可以读出他作为“圣人”之后的为政能力与正直谦逊的为官为人品格,这与他继承了祖先正考夫的为官品德是一脉相承的。

 

标签:孔子;鲁国;周礼
责编:杨春源 王婉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