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梅如霞映文塔 | 一城一诗长江行之常州
2020-07-30 09:31:00  来源:方志江苏  作者:顾亚欣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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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到岁末年初之际,朵朵红梅花常常在不经意间傲然绽放。凝视这一抹醉人的嫣红,红梅的秀丽与高洁便尽显无余,引得历代文人墨客争相吟咏。清代史学家及诗人赵翼于家乡常州目睹了红梅花盛开的美景后,也曾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《红梅阁题壁》:“出郭寻春羽客家,红梅一树灿如霞。樵阳未即游仙去,先向瑶台扫落花。”

诗中最为人所熟悉的便是“红梅一树灿如霞”一句。作者见到的梅花有千万朵,但仅仅是一棵树上的梅花便已十分灿烂绚丽,宛如一片红霞。此句用以点带面的手法,如特写镜头一般,展现了梅花的美不胜收。而诗中的梅花之所以显出别样的韵味,也与生长地红梅阁的掌故与传说有关。历史悠久的红梅阁,成为常州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体现,也为人们认识常州提供了一扇“窗口”。

意境悠远红梅阁

红梅阁始建于唐昭宗年间,本为荐福寺的一部分。南宋熙醇年间,红梅阁随荐福寺一同毁于火灾。明朝洪武初年重建,后又遭毁弃。此后,荐福寺没有再建,红梅阁则在玄妙观的旧址上重建,逐渐成为常州著名的游览胜地。现存的红梅阁为1900年重建,为总高17米的砖木结构建筑,分上下两层,双重飞檐,造型雄伟、斗拱翘角、别具一格。

红梅阁原名飞霞楼,至元代改称红梅阁。而关于这一名字的由来,主要有两种说法。一是相传号称“紫阳真人”的道教南派祖师张伯瑞曾在这里聚徒修炼,并手植红梅。另一说法则称元朝至正年间,县吏龚子彬于玄妙观内审理和编造狱册。有一天外出,回观后已饥肠辘辘,却不见家中婢女送饭来。龚子彬大怒,回家后失手将婢女打死。后来,龚子彬发现饭菜早已送来,只是被堆积如山的案卷盖住。因打死婢女,龚子彬被发配云南。正待起解,忽有一老翁翩然而至,赠以手杖、丝绦。龚子彬与押解的公差跨上手杖与丝绦,乘风而行,很快到达云南。二人当天又返回常州,将在云南折回的红梅花种于玄妙观内。从此,红梅花便年年盛开,“红梅阁”之名也因此而来。

上述两种说法的流行,使红梅阁与道家、仙人结下了不解之缘,平添了一分神秘感。而在赵翼的诗中,也体现出这一点。第一句中的“羽客家”便是指道观,也是作者寻访的对象,使全诗具有了仙风道骨之气。但作者却又无意写仙境,而是将笔触对准现实人间。三、四两句写一个道士在打扫落花。诗中的“樵阳”也泛指道人,与第一句中的“羽客”同样的意思。道士并未外出云游,而是在打扫落花,迎接客人。而眼前的红梅花千千万万,有正在开放的,也有已经飘落的。无论是开着的还是落下的花,都是美的,而打扫落花也是美的。因为花本身传递着自然界的美,打扫落花则反映出对花的怜爱,不忍花被路人践踏,更体现出人与自然共生的和谐之美。至此,整首诗传递出一种超越眼前景物的意境与情趣,令人产生诸多遐想,也令红梅阁的魅力跃然纸上。

因此,后人在游览红梅阁时,不但为眼前红梅盛放、宛如霓云的景象所陶醉,也品味着其后的象征意义。加之红梅阁的建筑古雅庄重、气势非凡,更令人产生别样的情感。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便曾以“铁梅”、“涤梅”作为别号。在1922年出版的《饿乡纪程》中,他曾深情地写道:“我没离故乡之前,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,环溪的清流庄稼,也曾寄托我的奇思遐想”。在那时,他常与同窗好友在红梅阁读书吟诗、纵论大事,并留下了“出其东门外,相将访红梅。春意枝头闹,雪花满树开”的不朽诗篇。

古今辉映文笔塔

依托于红梅阁,常州于1958年开始建设红梅公园,并于1960年正式开放。红梅阁位于公园南部,并与周围的翠竹、假山、长廊等构成了“红梅春晓”的独特景观。“红梅春晓”与“古刹钟声”、“曲池风荷”、“青峦倒影”、“凤桥花径”、“翠薇秋霞”、“孤山雪松”、“文笔夕照”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红梅公园“八景”。而这“八景”之中,同样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便是“文笔夕照”,描述的是每当夕阳返照时,公园内文笔塔辉煌绚烂的胜景。文笔塔原为太平寺附属建筑。太平寺建于南齐建元年间,本名建元寺,唐朝乾元年间加以扩建,宋朝太平兴国年间改称太平兴国禅寺,明朝洪武年间改称太平讲寺,简称太平寺,所以文笔塔又曾称太平讲寺塔。

在历史上,塔与寺多次兴废。宋代时,杨万里的《题太平寺》一诗中便有:“太平古寺劫灰馀,夕阳惟照一塔孤”的描述。此后,太平寺在明清两代都曾遭火灾,早已不复存在。文笔塔虽然也受尽磨难,却留存至今。1937年11月底,日军攻打常州,先从东门外开炮,将塔顶铜葫芦、宝珠和承露盘击落。塔的木制结构部分完全焚毁,仅存砖砌的塔身,摇摇欲坠。1980年,常州市政府建立文笔塔修复委员会,爱国实业家刘国钧先生的夫人及子女奉刘先生遗愿,捐资相助。1982年11月,维修工程竣工。1983年2月,塔正式对外开放,而莲瓣状古塔基为仅剩的南齐时代的遗物。

虽然屡遭磨难,但文笔塔却在常州人心中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,被视为“笔魂”。相传,古代每当塔顶有祥瑞之光出现,常州必定有人中状元。北宋大观年间,常州中状元53人,占当时总数的五分之一。在位的宋徽宗赵佶便下令将塔改名为文笔塔。从此,文笔塔便成了常州考生心中的图腾。考生上京赶考前,必登塔祈祷,以求高中。据说赵翼的父亲不信这个说法,拒绝让儿子于考前登塔。结果1761年应考的赵翼本该是一甲第一名的状元,但乾隆在御笔钦点时,以清朝立国以来尚未有陕西籍的状元为由,将赵翼和第三名的王杰作了对调。从此,人们对于文笔塔更加深信不疑。

关于文笔塔的传说未必可靠,更多地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暗示。但是,常州在历史上文气鼎盛,涌现出无数优秀人才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在科举时代,常州一共出了9个状元,1500多个进士。至于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,更是不胜枚举。仅明代以来,便涌现了“唐宋派”散文代表人物唐顺之、人口学者洪亮吉、通俗小说家李伯元、教育家张鹤龄、语言学家赵元任、数学家华罗庚、戏剧家洪深、书画大师刘海粟、“金嗓歌后”周璇等人。诸多优秀人才更令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以常州人为代表的重要群体,如“常州今文经学派”、“阳湖文派”、“常州词派”、“常州画派”、“孟河医派”等。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,瞿秋白、张太雷、恽代英这三位重要人物也都出自常州,并称为“常州三杰”。

正因为人才辈出,常州更成为人们心中向往的城市,并为之发出由衷赞叹。并非常州人,但却是“常州学派”成员的龚自珍就曾有“天下名士有部落,东南无与常匹俦(chóu)”的论断。出自常州本地的赵翼更是留下了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”的著名诗句。而在古今人才的彼此辉映下,始终屹立的文笔塔更显得巍峨挺拔,也成为常州独特魅力的绝佳“代言人”。

不凡气质越千载

红梅阁中如霞般绚烂的红梅掩映着巍然屹立的文笔塔,彰显出非凡的独特气质。灿烂怒放而不退缩的红梅,象征着敢为人先的锐气;历经劫难而不倒的文笔塔,则象征着不屈不饶的韧性。正是在这一独特气质的作用下,常州人数千年来锐意进取,将这一方热土建设得生机勃勃,谱写出了一幕幕绚丽的时代华章。

红梅公园航拍图 新华网施汉摄

商代末期,北方小国奄为周所灭。奄国国君率残部从山东辗转来到江南,他们在这里筑城安家。因城四周都是河,如于淹水中,所以称之为淹城。后来,吴王馀祭封季札于此,此地得名延陵,常州2500多年的建城史由此开始。

此后,历经几百年的建设,常州地区得到初步开发。西晋末年,永嘉之乱发生,北方流民大量南迁,带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,常州社会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。在此后的约300年中,本地民众与北方移民共同努力,使常州在南北朝末期成为了富庶的鱼米之乡。

隋炀帝大业六年,江南运河得到疏浚加宽,常州逐渐形成了以运河为纽带,沟通长江、太湖,旱涝兼济的水利系统,社会生产获得进一步发展。除农业外,手工业也相当发达,许多产品成为贡品。据《唐六典》记载,当时全国各地的纺织品按质量好坏分九等,常州生产的纻布被列为第二等。同时,因每年大量漕米和贡品都要经运河北上,地处“东南要冲”的常州成为必经之地,进一步发展为经济重镇。

至宋代,随着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,常州地区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到15世纪初,常州已跻身全国33个较大的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城市之列。至明朝嘉靖年间,常州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,居民逐渐从传统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,梳篦等手工艺品驰名南北,并享誉至今。

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,常州的纺织、印染、冶炼等行业的规模日益扩大,钱庄等澳门新濠天地机构也渐趋发达。鸦片战争后,常州又在全国较早地发展近代工业,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。清朝末年,在被誉为“中国实业之父”盛宣怀的带动下,常州的工业已领先全国。1908年,沪宁铁路通车,处于铁路中间点的常州对外交通更为便捷,建成了以纺织、印染为主的近代工业体系。到改革开放初期,常州已成为驰名全国的明星工业城市,常州制造创造出“小桌子上唱大戏”、“双手舞出八条龙”的奇迹,一大批知名产品行销全国、誉满国际。

进入20世纪90年代,常州又开展了城市精神大讨论,最终提炼出了“团结拼搏,开拓争先,再创辉煌”的城市精神,使历经数千年而传承的不凡气质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进入新世纪,面对着外向型经济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大潮,常州工业经济的优势有所削弱。面对这一发展瓶颈,常州向改革要资源,以创新求突破,大胆“突围”,推进从制造向“智造”的转型。这座以工业立市的制造业城市,围绕智能制造发力,催生出200多家行业领军企业。同时,又对标国家重大政策,催生了一批足以支撑城市转型的重点项目;完成了传统工业城市成功升级的靓丽答卷。岁月匆匆、时光飞逝,在绚丽灿烂的红梅阁与屹立千载的文笔塔的注视下,常州这座长江之畔的明星城市必将坚定步伐,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。(顾亚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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